<![CDATA[滑脱心房的羽毛]]> http://yinhanggaoge.bokee.com/index.html zh-cn dingjizhinan2005@sina.com 2008-08-05T20:09:08Z <![CDATA[索尔仁尼琴：你除了向上，别无选择]]> http://yinhanggaoge.bokee.com/6775685.html 刚刚在左岸读到黄频撰写的消息：中新网布拉格8月4日电 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世界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3日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据德新社援引俄塔社的消息报道，这位世界著名作家和历史学家已有数月之久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他死于脑中风。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年11月12日生于高加索基兹洛沃茨克一个教师家庭，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理系，曾服过兵役。因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对斯大林有不敬之词，二战结束之后他在苏联监狱中度过8年，接着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他恢复名誉，定居梁赞市担任数学老师。索尔仁尼琴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走红苏联文坛。1962年他发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的作品、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起轰动并受到赫鲁晓夫的赏识。但是随着赫鲁晓夫下台，小说遭到公开批判。此后他所写的长篇小说《癌症病房》和《第一圈》都无法在苏联出版，只能在其它欧洲国家发表。1967年他在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散发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1969年他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0年10月索尔仁尼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因叛国罪被捕，并被驱逐出境。他先后旅居西德和瑞士，1976年迁往美国。1994年在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下索尔仁尼琴回到祖国。索尔仁尼琴长达140万字的巨著《古拉格群岛》为他赢得了伟大思想家的荣誉。“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作者将它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苏联劳改制度已经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变成苏联的“第二领土”。小说1973年在巴黎出版后轰动世界文坛，全球售出3000多万册。“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俄罗斯女作家尤利兹娅认为，“他能够改变社会进程，或至少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80年代末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48%的俄罗斯人希望他回国担任总统。索尔仁尼琴晚年公开抨击美国和北约企图包围和孤立俄罗斯，赞赏普京为俄罗斯的复兴做出的努力。他认为西方民主危机严重，俄罗斯不应草率效仿。2007年俄罗斯国庆节那天，索尔仁尼琴获得2006年度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之后，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普京在颁奖典礼上说。颁奖典礼结束后，普京还突然决定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尔仁尼琴家中拜访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去克里姆林宫领奖的作家。普京对他说：“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生遵循。”——同时读到了张放的文章《索尔仁尼琴与前苏联之间的恩怨细节》，原文如下：我最崇拜的作家刚刚去世了。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都在用大量的篇幅报道这一不幸的消息。在报道的同时，都没有选择地提到两件事：一个是索尔仁尼琴于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另外就是他那本具有历史意义的书：《古拉格群岛》，英文名为The Gulag Archipelago。也正由于写了这本书，使他名震整个西方。也正由于获奖，使得此书后来出版后，立即风靡整个西方自由世界。当然，它也成为了前苏联时期苏联人梦寐以求想读而读不到的书，而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这本书也当然被列为禁书。尽管当时中苏关系不好，但一点不影响中国人禁此书的力度，毕竟意识形态方面，彼此有太多相似之处。那么，索尔仁尼琴是怎么由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一点点地成了苏联共产党的头号敌人，又怎么能写出一本让整个苏联震惊与害怕的书，这里的细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918年出生的索尔仁尼琴，从小就梦想要成为一个作家。10岁就通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当作家的事情，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正如对于今天中国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是一种奢望，一个不太可能实现的梦。现实生活中，必须得现实地活着。结果，他考上大学，学的却是与文学八杆子也打不着的数学专业。父亲在他不懂事时就过世了，母亲则是一个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很可惜的是，一个共产主义信徒，却养出了一个预测苏联解体的预演家来。索尔仁尼琴在读大学期间，通过函授方式，学习了“莫斯科哲学文学与历史学院”的函授课程。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期间，他并没有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及“苏联的优越性”进行过任何意义上的思考与质疑。二战期间，他还在红军里担任某部队的指挥官，还受到了两次嘉奖呢。时间来到了1945年的2月，也就是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他被捕了。被捕原因是，他给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里面有对斯大林的指挥进行贬斥性质的批评言论。后来他自己说，他不过就是写了一些词，比如，“那个蓄着络腮胡子的人”，“主人”和“老板”。用现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因言获罪的例子。根据苏联相关法规，索尔仁尼琴被指控犯有“组织敌对组织”罪。结果，被押送到莫斯科的一所监狱。在那里，他遭到了毒打和审问。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客观帮助的话，就不会有后来成为举世闻名的索尔仁尼琴。五个月后，索尔仁尼琴不在场的情况下，被苏联秘密警察，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克格勃宣判进劳改营8年，并出来后在国内受永远的放逐。这8年时间，后来被他分解为不同的几个时期。而他后来写出的几本重要的书，都与这8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于1968年发表的《第一圈》，其中主人公就写的是他在劳改营里遇到的一个“优秀的人物”。而他在后来的劳改营里的一些生活经验，则构成了他的另外一本有名的书的主要内容，那书他起名叫《伊凡·达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索尔仁尼琴在劳改营里得了癌症，其中有个肿瘤被切除。但癌症基本上没有给查出来。劳改营里被关了8年后，他出来了。但面临的却是永远放逐。这时，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差点死了。不知为什么，他居然被送进了医院，并神奇地好了。这段经历，成为他写的另外一本名为《癌症病房》的小说的主要内容。也正是在这被放逐的日子里，索尔仁尼琴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信仰，开始成为一个喜欢进行哲学思维的人。他开始在夜里秘密地写作。用他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接受感言里的话说，“从这时起一直到1961年，我一直相信，今生今世我再也没有机会看到我写的东西会成为印刷品了。我也一点不敢向包括我最亲密的朋友透露一点口风，我是怕他们读到我写的东西后，我的秘密写作就会被人知道，而不能继续下去了。”终于，在1962年时，他的《伊凡·达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给发表了。显然，这是经过了赫鲁晓夫的明确同意，才有人敢发表的。也就是从这时起，直至1990年，索尔仁尼琴就没有再停过笔。《伊凡·达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发表后，引来西方对苏联的监狱劳动改造体制的严重关注。它在苏联引起巨大争论，西方社会也一样开始了观点各一的争论。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争论，不仅仅因为其内容写得太过现实，太过直白，也因为这是苏联文学从20年代开始第一篇由非共产党员写出来的主要文学作品，更因为作者居然是一个曾“诽谤过国家领导人”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囚犯。还有就是，他的作品居然没有被审查掉，发表了。所有苏联领导人都意识到了这点。但没有办法，因为这事是赫鲁晓夫认可的，没有人敢反对。但1964年，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索尔仁尼琴居然还不死心，还多方想办法，要继续出版他的新作《癌症病房》。但这次，出版不出版的决定要由苏联作家协会做出。尽管里面有些人很欣赏这部作品，但最终它还是遭到了否决。除非作者进行彻底的修改，并剔除令人费解的元素，才可能考虑发表。再后来，时间到了1965年，索尔仁尼琴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克格勃把他的部分书稿给强行拿走了。这里就有《第一圈》的手稿。事实上，这时，索尔仁尼琴已经秘密地写着那部长篇巨制《古拉格群岛》。克格勃强行拿走他的手稿的事情，给他带来巨大震动。不过，他又转念一想，反而心底踏实了。这段时间里，他没有稿费，也没有什么收入，究竟日子是怎么过来的已经成为一个谜。时间到了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不能亲自到瑞典去领奖。因为他害怕这一走，就可能没有办法回到祖国了。于是，有人建议在莫斯科的瑞典大使馆里举行一个接受仪式得了。但瑞典政府拒绝了此建议，因为这样做，瑞典政府担心，会惹怒苏联，会把瑞典与苏联（当时苏联可是世界强权大国啊）的关系弄坏的。结果，还是时间到了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驱除出国后，到了瑞典，搞了个接受仪式。那么，《古拉格群岛》到底是本什么书呢？它是一个三卷本的书，故事主要集中在苏联监狱里的劳改营制度上面。主要以索尔仁尼琴的亲身经历，227个曾经被劳改的监狱犯人的口述，以及索尔仁尼琴自己对这套惩罚系统的来龙去脉的深入研究为内容。《古拉格群岛》从这一体系的最初源头开始研究。书一经在西方出版，马上，“古拉格”一词成为一个常用语了。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苏联驱逐出境，同时，他的苏联公民的身份也被剥夺了。他后来从西德去了美国。在美国这一呆就是20年，但他仍然不愿意学说英语。他也讨厌成为媒体明星，更不愿意将自己的思想进行一番修改，以适应电视观众。他后来的重要观点是，“人类灵魂渴望着更高，更温暖，更纯洁的东西，而今天大众的生活方式绝对没有办法提供，麻木的电视更不能提供，令人无法忍受的音乐也不能提供。”不过，他说，他相信人类的总的行动趋向是向上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你除了向上，别无选择。

]]> 6775685@http://yinhanggaoge.bokee.com/ 他山之石 2008-08-05T20:09:04Z <![CDATA[《暴走》]]> http://yinhanggaoge.bokee.com/6771818.html 眼前的垂柳，是从十几米高的树干上垂下来的，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垂柳好象只在滇池旁大观楼的长堤上见过，扯地连天的。在浅灰的夜色里，眼前晃动的这样枝条，像是白色的拂尘。高处的树干，只能看到黑色的轮廓，斜生在那里。在它们的空隙里，有许多星星在闪烁。躺在没有靠背的长凳上，感受微风从左手的水面上荡过来，穿过长凳，融入右手山坡上的树丛——夏夜就这样持续着，前方的荷塘，还有人在旁边的小亭里抄弦唱歌。这个公园的存在，好象与这个城市一样长久，但它距离自己一直很遥远，更像是某种象征。去年的这个时候，和老伴儿偶然来这里散步，还对她说起与这里有关的记忆，只限于学童时的郊游，穿着白上衣蓝裤子，系着红领巾，排队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这些印象，很明显是受了当时许多黑白电影的影响，我已经不记得我们当时是否在碧绿的河水里划过船，只记得我们站成两排，我拉着右边女同学的手，走过了许多的石桥。遗憾的是，已经不记得那个女同学是谁了，从不是很坏的印象来判断，她应该不是很丑——但我实在想不起来是谁了。然后就下了很大的雨。我们全班挤在山坡上的小亭子里唱歌，雨水像瀑布一样撑起了水帘。雨停了，我们就到四周还很泥泞的山坡上找宝，在枯树叶和碎石堆中找寻埋藏的写有奖品的白色字条——就这些了，没有更多了，甚至不记得是否找到过那些白色字条。再后来，与公园有关的记忆就很不美好了。也是因为郊游。有一年学校郊游的那天，父亲单位也组织郊游，我就没去学校组织的郊游。老师说：你为什么没去公园？我说：我去东陵了。我们当时的小学老师以砬砗闻名，那天我看到了她满脸的麻子。我现在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越说越生气，还动手打了我。好象从那时起，我就变得很不爱说话，学校在我眼里一点都不可爱了。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在全班考了第一，自己都没有想到。现在想那真是个破学校，考第一也没考上重点中学，还有比这更破的学校吗？因此儿子上学后，就希望他一开始就有一个好些的学习环境，别像他老爸这样从小就不爱说话。这一湾碧绿的河水，在夏夜里是见不到碧绿的，它更像是清凉的源头，让许多人靠近它，体会夏夜的绵长。差不多天色一暗，未到华灯初上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人向那里聚集了。我习惯在灯光明亮以后从家里走出来，这时候来这里“暴走”的大队人马已经走的差不多了，几处聚堆唱歌、跳舞的高潮也已经过了，在河里游泳的人也明显少了。顺着林荫路一直向前，右面的山体上葱郁的树丛，在射灯的映衬下，更觉出幽深；左面石桥连绵的河水，像水银浇注的镜面，只不过光影，是以水气的形态折射着，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却看不到波光。石桥四周和河堤旁横伸到水面上的那些树，倒是看的真切的，在河岸上的灯光下，它们像是一团团浓墨，不知出自谁的笔下，而那些光影，更像留白，膨胀着视野。这条路走上一圈需要20分钟左右。“暴走”这个词，是搬到这里之后才知道确切含义的。据说有的人竟可以起早从市内一直走到水库。显然，自己的“暴走”还“暴”不到那个程度。但这样走上几圈，还是很有感觉的，头两天开始觉得双肩的骨骼开始脆响，后来再增加一些运动量，能觉出颈椎轻松了许多。这种运动是比较适合长期伏案的人的。有时走累了，在河边的长凳上躺一会儿，再接着走，直到浑身发热为止。 许多人穿着运动鞋，从西北方向长长的石阶上向下走，就开始摆动双臂，进入山水之间的林荫路，已经完全进入了状态，不约而同地进入急行军的行列。内圈是灯影迷离小桥流水的清幽，外圈是数以千计人流的大踏步“暴走”。以前一直很遗憾，抚顺没有北京后海和丽江四方街那样临水的酒吧一条街，月上三竿未免有些冷清。现在觉得，酒吧一条街吐纳的大多是外乡人，热闹和冷清都是旁人的，像这样完全向普通市民开放的都市后花园，不是更好？如果说这个因煤而生的工业城市，在如今煤炭已近枯竭的百年之后，还有什么传续下来的共同记忆的话，人们似乎不会忽略这个哪怕只具有象征意义的都市后花园。即便记忆深处的红墙和牌楼、以及疯狂老鼠过山车、悬浮于空中的自行车等许多痕迹，都像橡皮涂抹过一样消失了，显然它们不会再还原成白纸，让人的内心空落落地苍白。这个可居可卧可坐可游可歌可舞——可以纵步“暴走”的地方，深埋下了属于许多人的仲夏之夜。头伏的那天傍晚，公园东北角的饺子园外，长长的等侯了许多人。

]]> 6771818@http://yinhanggaoge.bokee.com/ 尹航散文 2008-07-31T01:35:01Z <![CDATA[亲历伊斯坦布尔大地震(节选)]]> http://yinhanggaoge.bokee.com/6759205.html 帕慕克在京期间，《光明日报》曾经发过他的一篇文章《亲历伊斯坦布尔大地震(节选)》。这篇文章看了许多遍，还是很喜欢，找来电子版存录如下：我在子夜之后，破晓之前醒来——后来我知道，那是凌晨三点——被最初的那阵晃动惊醒。那是1999年8月17日，当时我正在我们那栋石质住所的书房内。住所位于塞戴夫，一座毗邻布尤卡达的小岛。我的床，离书桌有3码远，剧烈地摇晃起来，就像是大海里暴风雨中的小船。地下传来可怕的嘎吱声，似乎就来自我的床下。出于本能反应，我来不及找眼镜就冲出房门，狂奔起来。外面，在我前方的柏树、松树之后，在远处城市的灯光中，在海面上，整个夜晚颤抖起来。似乎一切都在瞬间发生。我脑海里，一面浮现出地震的所有残暴景象，听着地球发出的巨大声响，而另一面则迷迷糊糊的在想，为什么每个人会在夜里这个时候开枪射击呢？(轰炸、刺杀、上世纪70年代的夜间袭击总是令我将枪击与灾难联系在一起。)后来，我想到了很多，但始终没有想明白，究竟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和全自动武器的枪火声如此相像。 第一次震动持续了四十五秒，夺去了三万生命；它结束前，我从侧梯爬到楼上，妻子和女儿睡在那里。她们已经醒来，在黑暗中等待着，恐惧万分、不知所措。电路已经断了。我们一同跑到花园里，走进四周寂静的黑夜之中。可怕的咆哮已经停止，似乎我们四周的一切都在恐惧中等待着。花园、树木、这座被高高的岩石环绕的小岛——夜晚死一样的寂静，除了些许树叶轻微的沙沙声和我心脏怦怦的跳动声，这更传达了一种恐惧。我们在黑暗中站在树下小声低语，带着莫名的犹豫——或许是惧怕会有另一次地震。随后，又来了几次轻微的余震，但我们并未感到害怕。我躺在吊床上，七岁的女儿枕在我腿上睡着了，我听见从卡尔塔拉海岸传来救护车的警笛声。接下来的几天，在经历了无休无止的余震之后，我听到很多人谈起他们在第一次四十五秒地震中的举动。有两千万人都感觉到了那次震动，听到了来自地下的轰鸣。人们后来彼此联系时，谈论的不是惊人的死亡数据，而是那四十五秒钟。几乎所有人都说：“除非你亲自体验，否则你简直无法想象。” 一名药剂师从一栋已成废墟的公寓楼中完好无伤地逃生，他的描述与另两位从这楼里同样毫发无损逃生的人一样；并非是他的幻觉:他住的那栋五层楼冲到了空中——他清楚地感到了这一点——然后又落到地上，坍塌成废墟。有人被惊醒，发现自己和房屋都像变魔术似的倒在一边；楼梯倾倒的瞬间，居民们已经准备束手待毙了，但旁边的楼延缓了一下它的坍塌，于是这些人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某个角落。为了减轻痛苦，他们拉着彼此的胳膊；后来，从废墟里发现的尸体也证明了这一点。所有东西——碗碟、电视、橱柜、书架、装饰品、墙体挂件——全都扭曲变形，还有疯狂寻找彼此的母亲、孩子，叔叔和祖母们，他们绝望地发现自己总是撞到说不上是自家的哪样东西，还被抛到了不知何处的墙体之间。那些瞬间变形的墙体，使他们的所有物品散落在地。倒翻在地的家具，到处一片黑暗，满是尘土——所有这一切使家变成了完全陌生的地方，这使得很多人不堪忍受。不过，在那四十五秒钟的震动里，也确实有人曾跑下几层楼梯，在楼房倒塌前跑到了大街上。我听过很多事情，有一对祖父母躺在床上等死；有人以为他们站在位于四层的阳台上，却发现此处已经成了底层的露台；在第一次震动开始到结束的那会儿，有人刚打开冰箱，把什么都往嘴里塞，但还没来得及咽下就全都吐了出来。据说有相当多的人在震前一直醒着，站在屋内某处。另外一些一直在黑暗中挣扎，直到被恐惧的颤抖击垮，摔倒在地板上，寸步难移。还有一部分人，说他们压根儿就没从床上起来，他们平静地笑着，拉过床单裹着头，把一切交给安拉——很多死者就是这副模样。我写的这些事情都是道听途说，它们多出自伊斯坦布尔传播迅速的闲言碎语。人们整日谈论的没有别的，全都是地震。整整一天，布尤卡达市场都被令人恐惧、心虚的静寂笼罩着。地震离我如此之近，带走了如此多的人的生命，我简直无法面对这个事实。它摧毁了我度过了大部分童年的地方，这种难以置信更让我感到恐惧。伊兹米特海湾是受破坏最多的地区。这个海湾呈新月形，如果我们把它想像成土耳其国旗上的那轮新月，那么那些群岛，包括我所居住的小岛在内，就仿佛是它周围的那颗星。我出生后一周，就被送到其中的一座岛上，在后来的四十五年里，我常常前往其中的一些岛屿，在海湾沿岸不同地方逗留。雅楼瓦城如今一片废墟，阿塔图尔克曾非常喜欢那里温暖的春季，在我童年的时候，那里也因其仿西式饭店而闻名遐迩。父亲曾做过主管的石化工厂——我还记得那曾是一片空地，后来是怎样变成了石化精炼厂——如今也已献身火海。新月形海湾沿岸的小镇；我们曾乘车或坐摩托艇游览过的村庄，还在那里购过物；整个海滨沿岸林立着的高大公寓楼；以及我曾在《寂静的房屋》中满怀忧伤地描述过的那些地区。如今，这些建筑大部分都被夷为平地，或被弃之一空，无人居住。我有两天时间，都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第二天，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我们首先乘坐一艘摩托艇穿越布尤卡达，随后又乘了一个小时的班轮到达了对面海岸雅楼瓦。我和我朋友——《赞颂地狱》一书的作者——此行并非应人所邀，我们也并非想记录或是对任何人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我们来此，只是渴望更近距离地观察死亡，离开我们快乐的小岛来观察，或许也是为了减轻恐怖感。一踏上雅楼瓦，我们就看到，这些水泥物体有十分之九都变成了瓦砾，或是被彻底毁坏，无法进入。我们也很快意识到，原先心中暗藏的那个幻想也破灭了——我们以为还能够帮到某些人，或帮忙把残骸、碎片抬起，搬到角落:两天已经过去了，废墟下几乎没有人生还。除了配备专业设备的德国、法国以及日本救援队，几乎无人可以进入其中。更重要的是，灾难的影响是如此之深，除非有人拉着你的胳膊求你帮他，否则要看到你做点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一条街又一条街，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感到灾难对历史和我们心灵的改变永远不会结束。有时，我们进到一条小巷道里，那里的房屋仅有一半残存——并未完全坍塌，但几乎都是一副模样——或是步入满是玻璃、水泥、陶瓷碎片的后花园，那里松树歪斜，倚在倒塌的房屋上，还未折断，那场景使我想象着，仿佛这个房间的女主人在厨房做饭时，曾透过后窗望着外面的花园。同样的场景——那边对面的厨房窗户前，也有位上了年纪的女人；一位老人每晚都坐在同一个角落里，看着电视；半开的窗帘后面，站着一个姑娘——如今都不见了，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望见的马路对面的那间厨房、那个角落、那帘薄纱窗，如今都已不复存在。那些曾经享有此美景的人，也都极有可能已消逝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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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9205@http://yinhanggaoge.bokee.com/ 他山之石 2008-07-13T04:08:29Z <![CDATA[休假]]> http://yinhanggaoge.bokee.com/6751252.html 6751252@http://yinhanggaoge.bokee.com/ 生活片段 2008-07-01T21:56:45Z <![CDATA[国学与当代世界]]> http://yinhanggaoge.bokee.com/6746236.html 6746236@http://yinhanggaoge.bokee.com/ 他山之石 2008-06-25T03:54:08Z <![CDATA[《福》]]> http://yinhanggaoge.bokee.com/6738594.html J.M.库切的《福》两天就看完了（现在在看《内陆深处》）。苏珊·巴顿从那个荒岛上带着星期五回到了英国，寄希望于福先生，写下岛上的传奇，引起轰动——事实很令她失望，福先生消失了，她走到哪里都被当作吉卜赛人，正像她在流浪中偶遇的一个老人对她说的那样：“是啊。但是我们通常将那些满脸污垢，乱七八糟走在一起胡闹的男女称为吉卜赛人。”我想吉卜赛人之所以在欧洲遭受鄙视，不是因为他们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而是他们骗吃骗喝和偷窃的习性，一盒火柴也是好的。或许像狗一样寻找便宜味的人，自然会被归入便宜的货色，其实与是不是吉卜赛人，没有多大的关系。即便是真正的吉卜赛人，如果自重，也会受人尊敬的。小说占据大半篇幅的前两章，始终是被抛到荒岛上的这个不幸的白种女人——苏珊·巴顿的独自絮语，到了第三章，福先生才真正出现。在福先生眼里，苏珊·巴顿始终描摹的小岛上的传奇，并不像苏珊·巴顿认为的那么重要，只是五部分之一。福先生说：“因此我们将故事分成了五个部分：女儿失踪；巴西寻女；放弃寻找以及小岛历险；女儿寻母；母女重逢。我们这部小说包含了迷失、寻找、失而复得。有开始，有中间，还有结尾。从小说技巧来看，这是借用荒岛事件的插曲——这正好是故事中间的第二部分——最后故事逆转，变成了女儿寻找母亲。”福先生似乎更关心苏珊·巴顿在到小岛之前都做了什么，如何失去女儿——而这些，苏珊·巴顿始终只字不提，读到这里，想到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要成功，需要朋友；如果要更大的成功，就需要敌人。”就这部小说而言，苏珊·巴顿被叛乱的水手与被杀死的船长一同放到小船上，漂向孤岛。她在那里遇到了白人鲁滨逊·克鲁索和黑奴星期五——可以说遇到了朋友，成功获救，开始了荒岛生活，即便始终没有出现食人族的恐怖，几乎所有活命的食物，都来自星期五精准的鱼叉；鲁滨逊·克鲁索这个曾经的文明人，只热衷在岛上开垦田地，等待有另一批海难者带来种子。许多年以后，恰好有一艘商船途经这里，但没有带来他盼望的种子，克鲁索却病死在船上。获救的是苏珊·巴顿和黑奴星期五。于是苏珊·巴顿准备把她的传奇故事写下来，找到了对她的故事感兴趣的福先生。在福先生消失的日子里，她像一个真正的吉卜赛人那样，没有得到福先生的允许，就住到了他的空房子里，靠变卖福先生的器具为生，在福先生的书案上迫不及待地写下她的荒岛传奇——即便是她觉得应该带星期五回他的故乡非洲的一路上，依然靠的是从福先生家里带出的图书换钱来维持开销。而这一切，始终在福先生的视野之内，直到苏珊·巴顿带着星期五放弃去非洲的努力，走到福先生隐居的地方。在这里，福先生并不像她预想的那样，是一个完全按照她的意愿毫无保留达成他愿望的人，虽然她一直在他的无形帮助下继续着她的想法，显然福先生对这一切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从这一点上看，最后才出现的福先生，更像比苏珊·巴顿思虑周全的“敌人”，在校正着苏珊·巴顿许多幼稚的想法：“小岛上发生的故事不足成为一个故事。我们要把它放入更大的格局中，才会显现它的生命力。如果只写荒岛上的经历，仿佛在描写一艘日复一日在大海上漂泊的船，某一天船因为进了水，便无声无息地沉入大海了。岛上的生活太枯燥，千篇一律。它就像一块面包，如果读者没有一点吃的，可能迫切地想吃它，吃了可以活命的；但是如果还有滋味甜美的点心可以选择，哪个读者还愿意吃那块面包呢？”苏珊·巴顿辩解说：“关于星期五舌头的这段故事是无法说明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也就是说，关于星期五失去舌头的这段故事可以有很多版本，但是真正的故事只有星期五才知道，而他却无法说话。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故事的真相，除非我们赋予星期五声音。”译者王敬慧在题为《&lt;福&gt;与&lt;鲁滨逊漂流记&gt;的互文性》的后记中写道:“按照歇尔·福柯的观点，历史是掌握着权力和话语者的表述。他认为，在任何一个看似处于某种统一意识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了被压抑的他异因素，历史学家必须在他的系谱研究中对他异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福》以苏珊作为个体对事件的亲身经历，用一种小历史去反拨那个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宏大历史。而对大历史的反拨方面，该书做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这种探索不仅有助我们了解历史本身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展现一条解构历史的路径。《鲁滨逊漂流记》讲述的是一个殖民者的故事，而《福》中的主任公是星期五和苏珊·巴顿这些曾经被殖民的对象。《福》所展现的是一位后殖民主义者的反思。库切对这部经典作品的颠覆并没有到《福》为止，在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中，他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再次改写。这次，鲁滨逊·克鲁索回到了文明社会。库切用近乎意识流的笔法塑造了“他”和“他的人”这两个形象，再次说明作者与作品的关系，而主题不变。”

]]> 6738594@http://yinhanggaoge.bokee.com/ 坐拥书城 2008-06-15T15:19:00Z <![CDATA[帕慕克北京演讲]]> http://yinhanggaoge.bokee.com/6726251.html 5月23日，帕慕克在中国社科院演讲辞《我们究竟是谁？——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阅读和写作时，艺术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小说艺术，我将以《雪》为基础谈论这个话题。《雪》的主人公“卡”在法兰克福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5年。卡有自己的土耳其名字，但他放弃了这个名字用了“卡”。小说的“卡”是在1980年代初作为政治避难者来到法兰克福的，但“卡”本人对政治并不感兴趣，诗歌才是他的生命，他是一个生活在法兰克福的诗人。“卡”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方式，就像其他人看待一场偶然事故，他没想到自己会卷入其中。&lt;在想象成为别人之前，我实地调查&gt;为了写《雪》，我在2000年亲自去法兰克福调查，当地的土耳其人对我非常热情，带我去了小说中“卡”度过最后生命时光的地方。德国有250万土耳其难民。为了更好地想象小说主人公每天清晨去市立图书馆的路程，我沿着大街走过那些土耳其人的商店，我去了“卡”购买大衣的百货商场，那件大衣“卡”穿了那么多年，给了他许多安慰。有两天我徘徊于土耳其穷人聚居的地方，参观了清真寺、咖啡馆、洗衣店。《雪》是我的第七部小说，做了那么多不太必要的笔记，就像一个初写小说的人，为每一处细节而痛苦，我有时候想：“1980年代的电车真的走过那些街道吗？”在开始每一部作品写作之前，我都会作一些调查，比如阅读、考察、拍照、摄像，但其中90%的考察结果我都不会在小说中使用，但是我仍然进行这样的调查。调查让我熟悉我创作的主题，让我不会对那些地方陌生。我在卡尔斯（土耳其东北部小城）也作了同样的调查。我许多小说都发生在那里。我最初对卡尔斯的了解并不多，后来我去过那里许多次，我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一个又一个商店，我遇到许多人，交了许多朋友。我与那些失业工人、大学生、警察、出版商聊天。失业的人也不太有可能重新找到工作，终日在咖啡馆消磨度日，没有未来；警察跟踪着我，后来我在小说中确实写到了警察跟踪“卡”的情节，但这些警察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这些调查都进入了小说中的故事。我用《雪》引入一个我日渐清晰的问题，那就是小说艺术的核心问题——回想在每个人头脑中的他人、陌生人、敌人，我们如何改造这个存在的问题。我的问题当然不是所有小说家的问题。通过想象人物处在我们经验所熟知的环境，小说提高了人们的理解能力。当我们在小说中遇到使我们想到自己的人物时，我对这个人物的愿望就是让他向我们解释，我们是谁。讲述那些人的故事的时候，仿佛就在讲述我们自己的母亲、父亲、兄弟，我把这些故事放置在我亲眼见过的城市、国家、社会、家庭中。掌握小说艺术的奇妙之处在于能使我们看到在自己身上反映出来的，他们的家庭、家族故事。小说的神奇机制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当作所有人的故事。小说可以定义为一种形式，把自己的故事转化为所有人的故事，但这是小说带给大家狂喜和吸引力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吸引我来到法兰克福、卡尔斯的街道的，是把他人的故事当成我自己的故事去描写。小说家可以试验那条将个人和他人分别开来的界限，同时改变自己身份认同的边界。当我们在阅读、创作小说的时候，他人变成了我们，我们也变成了他人，小说能够同时实现这两者。小说提供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当成别人的生命，把其他人的生命当作自己的生命来书写的机会。希望进入他人生活的小说家，也不一定进入他人的街道、城市。希望把自己置入他人的生活环境，并认同他人痛苦和麻烦的小说家，首先要依赖自己的想象。小说的艺术能使我们理解别人的痛苦、情感等等。小说的艺术正是以人性的力量为基础的。每一位伟大的作家后面，他最大的喜悦就是赋予他人生命，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在想象成为别人之前，我或许要做一些调查。强迫自己去想象，那个“他人”究竟是谁？他者与读者没有关联，但让读者想起最原始的恐惧、憎恶、焦虑。正是这些情感点燃我们的想象，赋予我们写作的力量。对于关注小说艺术规律的小说家，试图认同他人只会给自己带来益处。思考每个人对立面的他者，能把人从自我的界限中解放出来。小说的历史就是人类解放的历史。让我们穿上别人的鞋子，通过想象，便能够把自己释放。&lt;33年来，我独自在角落试图建立一个安慰的世界&gt;小说家游戏社会的规则，挖掘表面以下的布局，不可避免地会给家人、朋友、家庭、同事带来不安，但这是幸福的不安。小说使我们接近被遮掩的真相，小说艺术能追问我们究竟是谁？我们都了解阅读小说的乐趣、兴奋感，沉浸在那个世界，企图改变它。我们知道，阅读的既是作者想象的产品，同时也是实际的现实世界。小说既不会全然虚构，也不会全然真实。阅读小说使读者与作者的想象相遇，也是与真实世界相遇。当我们安静地待在角落里，静卧在床上，平躺在沙发上阅读小说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就会在小说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穿梭。手中的小说可能将我们带到一个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到访过、从来不了解的世界。小说将我们带到人物隐藏的深处，他们看起来与我们熟悉的人如此的相象。小说不作对错判断，小说是理解。所以，拿起一本小说仅仅是放松、消遣的时候，在我们阅读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想到我们所处的集体、社会、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同时言说一个民族的自豪、喜悦、愤怒、脆弱和耻辱。在我成长的家庭，每个人都读小说，我父亲有一个私人图书馆。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和我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托马斯·曼等等。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家庭西化，还是因为小说是欧洲最伟大的艺术成就，小说基本上是西方人发明的，它是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每个人都说政治、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带来的麻烦，文学的全球化早在100多年前就完成了，每个角落都有人在阅读小说，进行思考。在我7岁至22岁的时候，我想象成为画家，走在街上描绘风景。就像《伊斯坦布尔》中所写的那样，我在22岁的时候放弃绘画开始写作。我想，我试图从绘画中得到的东西和现在通过小说得到的一样。绘画、小说使我离开无聊、破碎、沉闷的世界，走向深沉多样的世界。它使我每天花很长时间单独思考、相处，想象每一种微小差异。33年来，我独自在角落里试图建立一个安慰的世界。我从卡尔斯、法兰克福、伊斯坦布尔找寻材料，是想象赋予生活的磨砺。《雪》出版后，每当我再走入法兰克福的街道，我能感受到“卡”的灵魂。我以某种方式打动了他。马拉美说，世上一切的存在都是被书写的。小说的机制就是它能吸收世界的一切。想象是人性最大的力量。&lt;分享秘密就会带来解放&gt;《雪》被看作政治小说，我对这本书的观点是，政治不是小说的核心。小说家的政治来自于他的想象，来自他想象成为他人的能力。并不是政党、意识形态使我们作出选择，是小说使我们成为政治。把自己想象成他人的力量，使我们能成为那些从来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的代言人，这些人的愤怒从来没有被倾听过，他们的话语也从来被压抑。小说家可以没有什么真正原因地具有政治兴趣，倘若真的是这样的话，不会有好的结果。许多人以为我希望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但这是我著作之外的观点。《雪》在荷兰出版的时候，有一位记者采访时对我说：“我知道你希望土耳其成为欧盟一员，但我在阅读了你的《雪》之后，我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事实上，《雪》与我的政治观点是冲突的，这对小说家来说是好事情。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报纸、杂志、电视来掌握这样深刻的事情，要理解其他国家、民族独特的历史，分享独特不安的生命，这样的真理只能通过对小说耐心、细致的阅读获得。关于东西方问题，记者都很感兴趣，我倾向于不要谈论这个问题为妙。很多时候，这个问题有个假设，贫穷的东方要顺从西方建立的一切。不可避免的，养育我的文化、生活方式、地方政治一定会激发令人厌烦的问题，那些记者希望像我这样的作家能给他们一个答案。当然存在着一个东西方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西方强加的，与一般西方媒体讨论的意义也不一样，东西方问题是关于财富、贫穷、和平的问题。19世纪，奥斯曼帝国被西方打败，土耳其出现了一批所谓“青年土耳其”的人，土耳其开始向西方学习，后来它的追随者发起了西化改革运动，很多非西方国家都有这样一个西化过程。这一过程有许多问题，现代土耳其就是遵从着这样的逻辑——土耳其的贫穷、虚弱源自传统。非西方国家总是面临着西方化还是抵制西方化的问题。我出生在一个西化的中产阶级家庭，我当然从属于这样一个（西化）信念，但这是狭隘、头脑简单的。西化主义者模仿西方，并改革他们的文化和国家，因为他们希望通过改革最终建立一个更加富有、幸福、强大的国家，这些人是本土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然而，向西方看齐，意味着他们对自己国家和文化持深刻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不完全，甚至是毫无价值。这种冲突是西方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另外一方面是历史、传统的冲突。这些冲突还会导致另外一种混乱——耻辱。当我们在土耳其谈论传统与现代紧张关系的时候，当我们谈论土耳其与欧洲含糊其辞的关系的时候，耻辱总是悄悄潜入。理解“耻辱”总是把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只要有够多的自豪，总会有耻辱的幽灵相伴。无论在哪里，只要感到耻辱，自豪的民族主义就会浮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阴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自豪、愤怒和挫败感。这些虚弱的情感很容易成为无法控制的火焰。我试图把耻辱看作是一个低语的秘密，分享秘密就会带来解放，这是小说艺术教导我们的。5月24日，奥尔罕&#8226;帕慕克北大演讲辞《你为谁写作》:你为谁写作？这是我成为作家后的三十多年间最常听到读者和记者们问及的一个问题。他们的动机以及好奇程度因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异，但是所有的人都在以同样怀疑、傲慢的口吻诘问。在七十年代中期，当我最初决定成为一个小说家的时候，这个问题反映出一个普遍化的市侩观点，认为文学艺术是一个努力着要加入现代进程的、贫穷的、非西方国家所不能承担的奢侈品。也有人说，一个“像你一样受过教育、有教养”的人可以更有效地为国家服务，比如做一个医生，同传染病作战，或者做一个工程师，建造桥梁。(让-保尔·萨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曾说过，假如他是一个比拉夫知识分子，他决不会从事写作这个行业。这表明他赞同这种观点。)最近几年，那些提问者们对于我寄希望于社会上哪一群体来阅读和欣赏我的作品更感兴趣。我知道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假如我没有回答：“我为社会上那些最贫穷且饱受蹂躏的人们写作！”我会被指责维护土耳其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如人们所提示我的那样：任何一个声称为农民、工人和穷人写作的纯洁、善良的作家都不过是在为那些勉强能识字的人写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我的母亲问我为谁写作时，她那悲伤关切的语气告诉我她其实是在问，你打算如何养活自己？当朋友们问我为谁写作时，他们讥讽的音调暗示道：没有人想像读像我这样的人写的书。三十年后，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经常地听到这个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和我的书已经被翻译成四十种语言有关。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间，那些为数众多的采访者们似乎担心我可能会误解他们的意思，因此他们往往喜欢加上一句：“你用土耳其语写作，那么你是仅为土耳其人写作还是如今也会考虑到经由你的译作而影响到的更广泛的读者群？”不管我们是在土耳其境内还是境外谈话，伴随这个问题的总是那种怀疑、傲慢的微笑。我因而得出一个结论，即如果我希望我的作品被看作是真实可信的，我必须回答：我仅为土耳其人写作。”在我们探究这个既不诚实又没有人情味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牢记，小说是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而兴起的。在十九世纪那些伟大的小说被创作的时期，小说艺术从各个方面来说都可称之为一种民族艺术。狄更斯、托斯陀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为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写作，他们可以在各自的民族作家的书中识别出每一座城市、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舍、每一间房间和每一把椅子；他们可以沉浸在与现实世界一样的欢乐中，可以讨论同样的想法。在十九世纪，重要作家们的小说最初都发表在国家报纸的艺术文化副刊中，因为他们的作家是在对整个民族讲话。从他们讲述的声音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些深挚地希望他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的、忧虑的爱国者们的不安。到十九世纪末为止，读小说和写小说意味着加入一场有关国家大事的民族讨论中。然而今天，写小说和读小说承载的意义已经与过去全然不同。这种改变开始于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时，小说与现代主义的结合为它赢得了高级艺术的地位。正如我们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所看到的那样，交流方式的变化也是非常显著的：在媒体全球化时代，作家们已经不再是那些首先且仅仅对着本国中产阶级讲话的人了，他们是能够讲话，而且能够直接对着全世界的小说读者讲话的人。今天的文学读者们期待着加西亚·马尔克斯、库切或者保罗·奥斯特的新书，正如他们的前人期待着狄更斯的新作在最新的报纸中出现那样。这类作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的读者数量比他们的本国读者数量多。作家为他们的理想读者写作，为所爱的人写作，为自己写作。这是事实，但却不是全部事实，因为今天的作家们也为那些读他们作品的人写作。由此可见，今天的作家们渐渐更多地为世界上那些读他们作品的少数读者写作，而不是为本国那些不读他们作品的多数民众写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种结论：那些尖锐的问题，以及对作家真正意图的怀疑，反映了一种对于在过去三十年间出现的这种新的文化秩序的不安。对此感到最为忧虑的人是那些非西方国家的舆论制造者和文化机构。这些人对于自己在世界上的身份不确定，不愿意在世界论坛上讨论当今的民族危机或历史上的污点。他们必须对那些从非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和民族主义的作家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那些不为自己国家的读者写作的作家们是在将自己的国家异化以供“外国消遣”，并且杜撰出一些毫无现实依据的问题。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怀疑。很多读者都认为本土文学作品应当保持本土性和纯洁性，忠实于本民族的传统。他们隐在的恐惧是，当一个作家成为世界性的作家，从自身文化之外的传统中吸取养分时，他将会失去自身的真实性。对这种恐惧最敏感的是这样一种读者，他们渴望打开一本书，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异域国家，他们渴望观看这个国家内部的争斗，就像人们可以旁观一个邻居的家庭争吵。假如一个作家面向的读者群也包括处于其他文化中的、讲不同语言的读者，那么，这种幻想就会自灭。正是由于所有的作家都深切地渴望真实，因此即使在这么多年后，我仍然喜欢被问及我为谁写作。但是，尽管一个作家的真实性确实取决于他融入自己所在世界的能力，但也同样取决于他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变化的身份的理解能力。不为社会禁律和民族神话所妨碍的理想读者是不存在的，正如理想的小说家是不存在的一样。但是，所有的小说家，不论他是本土的，还是国际的，都在为理想的读者写作，首先想像着他们是存在着的，然后心存着他们来写作。

]]> 6726251@http://yinhanggaoge.bokee.com/ 他山之石 2008-05-30T22:06:27Z <![CDATA[风月俏佳人]]> http://yinhanggaoge.bokee.com/6724635.html 6724635@http://yinhanggaoge.bokee.com/ 生活片段 2008-05-29T00:27:34Z <![CDATA[满满当当的生活]]> http://yinhanggaoge.bokee.com/6714700.html

有段时间没怎么摸相机了，上周一个朋友的亲属结婚过去助兴，拍了几张，觉得手还不是很生。醉心于用相机捕捉身边的细节，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每天在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昼夜转换间奔走，好象撑的很满的皮箱，没有多余的空余了。如果要把一些事情做到更好，就需要把内心的声音压的很低和把睡眠时间压的很紧。有时在想，这样满满当当的生活，灵魂的出口在哪里？人没有更多的奢望，日子会简单很多，晨钟暮鼓是一天，废寝忘食也是一天。问题是这个年龄只能向前走，回头的路已然山重水复。看着年轻人的婚礼，会明显意识到时间的飞逝。四月初八的那天傍晚，提笔在墙壁上写下了三首老杜晚年的诗，以此度过自己三十九岁的阴历。第二天得知那个时候，汶川发生了地震。这几天论坛上许多人发来有关地震的文章，电视、广播、报纸、网上，整个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汶川。老伴儿报名参加了救护队，被列入了首批入川的名单，正在整装待发。我发信息告诉她，此时自己有种悲壮感。她回信息说，迷彩服和白大衣都已准备好了。

]]> 6714700@http://yinhanggaoge.bokee.com/ 生活片段 2008-05-17T23:53:41Z <![CDATA[突出而没有用处的东西，就像六指]]> http://yinhanggaoge.bokee.com/6698651.html 6698651@http://yinhanggaoge.bokee.com/ 生活片段 2008-04-28T23:08:14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