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库切的《福》两天就看完了（现在在看《内陆深处》）。苏珊·巴顿从那个荒岛上带着星期五回到了英国，寄希望于福先生，写下岛上的传奇，引起轰动——事实很令她失望，福先生消失了，她走到哪里都被当作吉卜赛人，正像她在流浪中偶遇的一个老人对她说的那样：“是啊。但是我们通常将那些满脸污垢，乱七八糟走在一起胡闹的男女称为吉卜赛人。”我想吉卜赛人之所以在欧洲遭受鄙视，不是因为他们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而是他们骗吃骗喝和偷窃的习性，一盒火柴也是好的。或许像狗一样寻找便宜味的人，自然会被归入便宜的货色，其实与是不是吉卜赛人，没有多大的关系。即便是真正的吉卜赛人，如果自重，也会受人尊敬的。小说占据大半篇幅的前两章，始终是被抛到荒岛上的这个不幸的白种女人——苏珊·巴顿的独自絮语，到了第三章，福先生才真正出现。在福先生眼里，苏珊·巴顿始终描摹的小岛上的传奇，并不像苏珊·巴顿认为的那么重要，只是五部分之一。福先生说：“因此我们将故事分成了五个部分：女儿失踪；巴西寻女；放弃寻找以及小岛历险；女儿寻母；母女重逢。我们这部小说包含了迷失、寻找、失而复得。有开始，有中间，还有结尾。从小说技巧来看，这是借用荒岛事件的插曲——这正好是故事中间的第二部分——最后故事逆转，变成了女儿寻找母亲。”福先生似乎更关心苏珊·巴顿在到小岛之前都做了什么，如何失去女儿——而这些，苏珊·巴顿始终只字不提，读到这里，想到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要成功，需要朋友；如果要更大的成功，就需要敌人。”就这部小说而言，苏珊·巴顿被叛乱的水手与被杀死的船长一同放到小船上，漂向孤岛。她在那里遇到了白人鲁滨逊·克鲁索和黑奴星期五——可以说遇到了朋友，成功获救，开始了荒岛生活，即便始终没有出现食人族的恐怖，几乎所有活命的食物，都来自星期五精准的鱼叉；鲁滨逊·克鲁索这个曾经的文明人，只热衷在岛上开垦田地，等待有另一批海难者带来种子。许多年以后，恰好有一艘商船途经这里，但没有带来他盼望的种子，克鲁索却病死在船上。获救的是苏珊·巴顿和黑奴星期五。于是苏珊·巴顿准备把她的传奇故事写下来，找到了对她的故事感兴趣的福先生。在福先生消失的日子里，她像一个真正的吉卜赛人那样，没有得到福先生的允许，就住到了他的空房子里，靠变卖福先生的器具为生，在福先生的书案上迫不及待地写下她的荒岛传奇——即便是她觉得应该带星期五回他的故乡非洲的一路上，依然靠的是从福先生家里带出的图书换钱来维持开销。而这一切，始终在福先生的视野之内，直到苏珊·巴顿带着星期五放弃去非洲的努力，走到福先生隐居的地方。在这里，福先生并不像她预想的那样，是一个完全按照她的意愿毫无保留达成他愿望的人，虽然她一直在他的无形帮助下继续着她的想法，显然福先生对这一切有他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从这一点上看，最后才出现的福先生，更像比苏珊·巴顿思虑周全的“敌人”，在校正着苏珊·巴顿许多幼稚的想法：“小岛上发生的故事不足成为一个故事。我们要把它放入更大的格局中，才会显现它的生命力。如果只写荒岛上的经历，仿佛在描写一艘日复一日在大海上漂泊的船，某一天船因为进了水，便无声无息地沉入大海了。岛上的生活太枯燥，千篇一律。它就像一块面包，如果读者没有一点吃的，可能迫切地想吃它，吃了可以活命的；但是如果还有滋味甜美的点心可以选择，哪个读者还愿意吃那块面包呢？”苏珊·巴顿辩解说：“关于星期五舌头的这段故事是无法说明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也就是说，关于星期五失去舌头的这段故事可以有很多版本，但是真正的故事只有星期五才知道，而他却无法说话。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故事的真相，除非我们赋予星期五声音。”译者王敬慧在题为《<福>与<鲁滨逊漂流记>的互文性》的后记中写道:“按照歇尔·福柯的观点，历史是掌握着权力和话语者的表述。他认为，在任何一个看似处于某种统一意识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了被压抑的他异因素，历史学家必须在他的系谱研究中对他异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福》以苏珊作为个体对事件的亲身经历，用一种小历史去反拨那个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宏大历史。而对大历史的反拨方面，该书做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这种探索不仅有助我们了解历史本身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展现一条解构历史的路径。《鲁滨逊漂流记》讲述的是一个殖民者的故事，而《福》中的主任公是星期五和苏珊·巴顿这些曾经被殖民的对象。《福》所展现的是一位后殖民主义者的反思。库切对这部经典作品的颠覆并没有到《福》为止，在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中，他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再次改写。这次，鲁滨逊·克鲁索回到了文明社会。库切用近乎意识流的笔法塑造了“他”和“他的人”这两个形象，再次说明作者与作品的关系，而主题不变。”
你可以使用这个链接引用该篇文章 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blog/tb.b?diaryID=6738594